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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竹:影响就业的基本因素已发生重大变化

民生好坏与就业高度相关。老百姓有事干、有工作做,就有饭吃,有生存与发展的条件,社会就容易稳定。所以在以往的经济分析中,就业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指标,是天大的事。但近来人们好像不太注意这个指标了。为什么呢?因为尽管我国经济在减速换挡,但就业并没有减。这种反向异动的现象,与影响就业的基本面因素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高度相关。值得研究。

  ――亚夫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增长扩大的反向变动现象。造成这种格局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大,每一个百分点的GDP规模较以往扩大很多,因而能吸纳更多就业;二是服务业加速发展,带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形成了有利于创造就业的经济结构;三是简政放权激发了市场活力。   ■当前,我国就业市场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问题,是由人力资本与产业发展不匹配导致的。原因一是高等教育体系错位导致人力资本与市场需求缺乏对接:二是产业升级相对滞缓,尚未创造出吸纳大规模高端人才的足够空间;三是职业教育严重滞后,技能型人才严重不足,难以适应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的挑战。

■从趋势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是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二是青年劳动力人口比重的下降。与此同时,我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放缓,而工资水平却在继续快速上升。另外,技术进步受抑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这些正在变化的基本因素将影响我国的就业趋势。

当前,我国劳动力供求及就业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阶段。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与短周期波动并存,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交织,一些基础性的经济变量和经济运行规律需要重新认识。这些基本面上的变化都将影响未来劳动力的供求以及就业形势。如何准确把握未来我国劳动力的供求及就业趋势与特征,需要认清以下几个基本事实,由此出发才能处理好相关问题。

经济增速趋缓没有对就业造成压力

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及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出现比较明显的减速,但就业情况并未出现严重减少,反而保持了基本稳定,甚至呈现稳步扩大的态势。数据显示,2010-2013年,我国GDP增速分别为9.3%、7.7%和7.7%,同期城镇新增就业分别为1221万人、1266万人和1310万人。从今年上半年宏观数据看,GDP同比增长7.4%,较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而今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737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2万人。

对这种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反向变动的格局怎么看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随着我国GDP总量的快速扩大,每一个百分点的GDP规模较以往扩大很多,因而能够吸纳更多的就业。目前,一个百分点的GDP将近6000亿元,相当于1983年全年的GDP。近两年,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带动就业增长168万人,远远高于此前80-100万人的经验规律。

第二,服务业的加速发展,带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形成了更有利于创造就业的经济结构。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持续上升,2013年开始已超过了第二产业,达到46.1%,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占比进一步提高到46.6%,比第二产业占比高1.3个百分点。

第三,简政放权激发了市场活力。2013年开始推行全面改革,政府积极推进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各项改革,其中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效果明显,仅“先证后照”改“先照后证”一项改革措施,促进企业注册登记数量大幅增加。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私营企业数量及就业人员同比增长了15.49%和10.62%,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就业稳定增长。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经过长期发展,我国经济体量不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再加上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推进,形成了稳定就业的重要基石,也为下一步顺应经济在减速换挡期,更加积极主动地调整结构、更加积极有为地推动改革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不匹配矛盾突出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导致我国劳动力就业的总量矛盾一直比较突出,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这一问题有所缓解。

与此同时,结构性矛盾显得更为突出。如,从2004年开始,我国就出现了季节性的农民工“招工难”问题。大部分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农民工的求人倍率不断上涨。劳动密集型用工缺口较大,技能型人才缺口更为明显。今年一季度广东省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用工缺口均在10%以上,技能人才求人倍率在1.4倍以上,技师和高级技师求人倍率超过2.0倍。

但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始终是就业问题的重点。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保持较快增长,预计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将到达727万人,尽管大学毕业生的求人倍率也在改善,但总体上处于1或1以下。截至今年6月1日,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49%,同比降低3.1个百分点。26个省区市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我国劳动力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是由人力资本与产业发展不匹配导致的。第一,高等教育体系错位导致人力资本与市场需求缺乏对接。大学本科阶段教育质量总体不高,既缺乏对学生洞察力、视野等素质方面的培养,又缺乏对实务操作能力的培训,课程设置也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

第二,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相对滞缓,尚未创造出足够吸纳大规模高端人才的空间。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然而,由于我国产业结构长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吸纳的人口以初级劳动力居多,对于大学生的需求相对不足。

以往,大学生毕业往往进入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这部分就业需求岗位也日益减少,再加上连续多年的扩招,导致大学生毕业规模也大幅提高,形成了较大的缺口,高端及技术含量较高岗位的创造速度落后于毕业生数量的增加,适合大学毕业生的有效岗位相对不足。此外,由于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社会上缺乏鼓励创业创新的环境,导致大学生创业门槛过高,这也成为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职业教育发展严重滞后,技能型人才严重不足,难以适应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的挑战,难以支撑世界制造业中心大国地位。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上不断升级的,因此,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由以初级劳动力为主逐步转为以高技术劳动力为主。

然而,职业教育发展长期严重滞后,职业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足,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于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歧视、技术工人福利待遇的不公平、劳动者社会地位不高等问题,导致了技能型人才严重不足。这与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严重不匹配,更加难以使我国保持这一地位并逐步提升为世界制造业强国。

人口年龄结构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二是青年劳动力人口比重的下降。

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下降,从1978年的12%。持续下滑至2013年的4.92%。。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78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3.26%。与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2013年,该指标进一步上升到14.9%,我国不仅已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联合国预测未来几十年中,我国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其速度和影响远远超出预期和国际经验。

受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影响,我国的生育率从上世纪80年度末期就处于不断下滑的状态。1987年我国人口的出生率为23.33%。,到2011年时已经下降至11.93%。,20多年的时间里人口出生率下降了整整一半。人口生育率大幅下滑直接导致年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1999-2011年间,3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有较大降幅,其中,0-14岁的少儿人口比重下降了7.36个百分点,15-34岁人口比重下降了2.31个百分点。根据两年的人口数据计算可知2011年,0-14岁人口的绝对数量较1999年减少了7784万人,15-34岁人口则减少了90.3万人。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影响比较明显,如果不考虑延迟退休的问题,将导致劳动力供给较大规模下降。即便考虑延迟退休,由于我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呈现出随年龄增加而递减的趋势,也将导致整体劳动投入的下降。相关调查数据以及国际经验表明,年轻人口通常在产业转型升级中扮演先锋角色,是产业转型升级成功与否的关键,因而15-34岁的青年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将成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阻力之一。

制造业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

受益于国际技术扩散、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较长时间内,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快于或同步于工资增速,制造业竞争优势不断加强。

据测算,我国制造业单位小时劳动生产率从2006年每小时88.72元提高到2010年每小时149.24元,提高68%,与此同时,同期的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从每小时7.27元提高到每小时12.79元,提高76%。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之后,我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放缓,而工资水平仍继续快速上升,2008-2010年,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提高13.7%,而人均工资则上涨了24%。

从目前的数据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尚未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造成显著影响。

一方面,虽然工业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快速提高,但利润和税收增长更快,工业企业工资总额占利润总额和利税总额的比例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工资上涨并没有对工业企业的盈利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经计量检验,实际工资增长速度对出口额增速和出口量增速的影响在统计上都不显著。然而,如果工资水平上涨速度持续明显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将对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造成明显冲击。竞争力是一个相对概念,往往要与主要竞争对手进行对比分析才有意义。

据测算,2009年,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比泰国、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家的加权平均水平低50%,但差距正在逐步缩小。此后,我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又上升了21.5%。如果这期间我国主要竞争对手的单位劳动成本没有变化,同时,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维持2008-2010年的水平,那么,目前我国单位劳动成本与主要竞争对手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至40%。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出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周边国家转移的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有所下降的佐证。

技术进步受抑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近年来,随着科技研发投入力度的加大,我国技术进步速度呈现加快态势。2012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98%,2013年上升到2.09%,技术投入不断加大;截至2013年底,我国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02件,提前完成“十二五”规划设定的3.3件的目标。

技术进步对劳动市场的就业需求形成正反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技术进步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将对就业需求产生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将产生外溢效应和创造效应,带动劳动生产率整体提升,进而促进专业化分工,提升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从近年来的实践看,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总体上是正面的,有利于推动我国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随着第三次科技浪潮的孕育萌发,我国的智能化、网络化、信息化技术加速前进,同时我国劳动力新增数量逐步下降,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替代劳动力的相关技术逐步成熟,企业加快了智能机器人对劳动力的替代。拥有120万工人的富士康,已着手通过研发机器人自动化科技缓解日益增长的用工成本;海尔也开始对传统制造进行智能化升级,布局工业机器人,尽管海尔在2013年的全球营业额同比增加20%,但却减少了18.6%的员工。

智能机器人加快推广使用,可能导致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大幅提高。尽管技术进步将衍生出更多的就业需求,但其前提是专业化分工的加速、技术的扩散应用等等,如果这些前提没有同步实现,至少在短期内,将对就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

解决就业问题从哪里下手

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减弱,我国劳动人口总量、结构和质量处于由量变到质变的深刻变革之中。未来一个时期,要在科学把握我国劳动市场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积极有为的就业政策,努力营造有利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就业创业环境,切实保证就业稳定增长,着力解决就业结构矛盾,为经济平稳、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条件。

1.实施更加注重质量的就业政策

未来一个时期,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下降,劳动力供给将出现比较明显的减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体量增大、服务业发展加快,每一个百分点的就业容量也将大幅增加,就业总量层面的供求矛盾将大大缓解,甚至有可能出现比较明显的劳动力短缺。

然而,就业是否稳定,是否能够为劳动者及其家属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就业岗位转化是否顺畅等就业质量问题仍然需要高度关注。因此,下一步要积极推动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农业人口市民化促进城镇化,以城镇化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稳定就业,努力使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就业规模和就业质量相适应。确保就业规模的增长与就业质量提升相结合,不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让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包含就业容量和就业质量。

2.以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就业结构优化

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是稳定就业、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途径。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推动产业升级,努力向产业链的中高端延伸,提高产品附加值,以升级促进就业的扩大和优化。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型服务业,积极培育由工业升级、与服务业融合后形成的就业新需求。

充分发挥技术进步的“创造效应”,推动企业产业链延长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增强其吸纳高技能、高素质劳动力的水平。防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岗位数量的过快缩减,降低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尤其是对劳动力较难被替代的产业,保持其发展势头,发挥其主要吸纳中低技能劳动力的作用。

3.深化就业领域和教育体制改革,释放人力资本红利

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红利,更是解决未来就业问题的核心所在。

第一,要深化就业领域改革。贯彻中央“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新时期就业方针,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机制,尊重劳动者和企业的市场供求主体地位。一是构建有利于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体系。通过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价值。二是发挥民营企业对就业的主力支撑作用。进一步简政放权,继续逐步削减与民营企业有关的行政审批事项,破解束缚个体私营经济的体制机制问题,着力营造鼓励创业的政策环境,推动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继续吸纳更多就业。

第二,推动教育体制改革,提高劳动者素质。一是着力解决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问题,推动地区、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更均衡的配置,特别要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以教育公平促进机会均等、促进人力资源水平的整体提升。二是重视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帮助新一代农民工增强自身技能,以更好地应对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中需要的新知识和高要求。借鉴德国“双轨制”教育模式,让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与选择普通高等院校的学生享受同等待遇。大幅提高劳动者地位和待遇,研究恢复“八级工”制度,着力营造一个人人热爱劳动、人人尊重劳动者的良好氛围。

4.保护劳动者权益,把惠民生作为促进就业的落脚点

经济发展要让全体人民共享,要真正有利于改善民生,而就业正是最大的民生、最大的福利。要确保经济增速与劳动者报酬增速同步提高,劳动收入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升,切实把经济增长的收益惠及到所有的居民。

着力提升就业质量,提高失业保险覆盖率。强化工会组织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功能,在工资谈判中更照顾劳方的利益,为劳动力流向更高收益的领域创造良好环境。不断优化提升就业服务,完善劳动争议仲裁机制,切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5.妥善解决青年就业、中老年和安置转岗再就业,防范社会风险

就业事关社会的稳定,要从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大局的角度出发,妥善化解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失业造成的矛盾,努力将结构调整中的失业风险降到最低。一是积极帮助年轻劳动力加快向更高生产率的产业转换,提高年轻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二是着力帮助中老年劳动力的再就业。中老年劳动力是摩擦性失业的主体,原有技能往往不被市场需要,学习新技能的难度较大,因此,要积极落实各项社会保障待遇,稳妥开展政府培训和创造公益性岗位,重点关注这部分人群的就业问题。三是努力为转岗就业职工提供个性化就业指导、免费职业介绍和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充分发挥法规政策促就业的实效。

稿件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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